记者们,为朱利安·阿桑奇说话

维基解密的创始人和出版人朱利安·阿桑奇,目前被关押在英国贝尔马什高安全级别监狱,根据《反间谍法》,他将被引渡到美国并面临刑事起诉。他面临最高175年监禁的风险,因为他公开美国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泄露的军事文件,以及美国国务院的大量电报。《战争日记》提供的证据表明,美国政府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活动上误导公众,犯下了战争罪。维基解密与世界各地的媒体合作,重新出版了战争日记和使馆电报。针对阿桑奇的法律行动,为记者、媒体组织和新闻自由树立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先例。

我们,世界各地的记者和新闻组织,对阿桑奇的健康、他继续被拘留以及严厉的间谍指控表示严重关切。此案事关言论自由原则的核心。如果美国政府能以发布机密文件的罪名起诉阿桑奇,可能会为各国政府起诉任何地方的记者扫清道路,这将成为影响全球新闻自由一个令人担忧的先例。此外,这也是第一次,利用间谍罪指控那些发布由告密者所提供材料的人,应该令每个记者和出版商感到震惊。

在民主国家,记者可以揭露战争罪行、酷刑和虐待案件,而不必坐牢。这正是新闻媒体在民主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。如果政府可以利用反间谍法对付记者和出版商,他们就失去了最重要、最传统的保护公众利益的手段,以上本就不该适用反间谍法。

在被转移到贝尔马什监狱之前,阿桑奇曾被软禁超过一年,然后在伦敦的厄瓜多尔大使馆呆了7年,并在那里获得政治庇护。这段时间里,他的人权遭到严重侵犯,包括受法律保护的谈话,也被接受美国机构直接指示的组织所监听。来访的记者受到无孔不入的监视。对他的法律辩护和医疗护理受到限制,他没有阳光和锻炼的机会。2019年4月,莫雷诺政府允许英国执法人员进入厄瓜多尔大使馆,逮捕阿桑奇。从那以后,他每天被单独监禁长达23个小时,据来访者说,他“服用了大量药物”,身心健康状况严重恶化。

早在2015年,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(WGAD)就认定阿桑奇被任意拘留并被剥夺了自由,要求释放他并支付赔偿。2019年5月,WGAD重申了其担忧,要求恢复他的个人自由。

我们要求美国、英国、厄瓜多尔和瑞典政府对阿桑奇所遭受的、被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责。

朱利安·阿桑奇为全世界的公共利益新闻、透明度和政府问责制做出了杰出贡献。他被挑出来并被起诉,因为他发表了一些本不应该对公众隐瞒的信息。他的作品获得了2011年沃克利新闻奖 (Walkley Award)、玛莎·盖尔霍恩新闻奖 (Martha Gellhorn Prize) 、审查指数奖(Index on Censorship Prize)、《经济学人》(the Economist) 新媒体奖 (New Media Award)、大赦国际(Amnesty International)新媒体奖(New Media Award)、2019年加文·麦克菲丹恩奖(Gavin MacFadyen Award) 等诸多奖项的认可。维基解密还曾获得2015年联合国曼德拉奖提名和2010-2015年、2019年间七次诺贝尔和平奖提名。

阿桑奇对虐待和犯罪行为的报道具有历史意义,爱德华•斯诺登(Edward Snowden)、切尔西•曼宁(Chelsea Manning)和“现实赢家”(Reality Winner) 的爆料也具有历史意义。这些爆料者目前正被流放或监禁。他们都面临对手发起的无情诽谤行动,这些攻势往往导致媒体错误报道、缺乏周密核查,并对他们的困境鲜有报道。保护记者委员会 (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)、国际记者联合会 (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)和主要人权组织意识到阿桑奇在过去9年间被有组织地侵犯权利,并对此表示抗议。但在公开讨论中,他的遭遇正在悄然合理化。

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尼尔斯·梅尔泽 (Nils Melzer) 调查了此案,并于2019年6月写道:

“我终于明白,我被宣传蒙蔽了双眼,阿桑奇被系统性地诽谤,以转移人们对他所揭露的罪行的注意。一旦他被孤立、嘲笑和羞辱,变得非人化,就像我们过去常在火刑柱上烧死的女巫一样,他就很容易被剥夺最基本的权利,也不会激起全世界的公愤。因此,一个法律判例正经由我们的自满,这一后门而树立起来,在未来,这可以,也将被适用于《卫报》、《纽约时报》和美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身上。”

根据梅尔泽“瑞典、厄瓜多尔、英国和美国政府表现出的自满(往好了说)和共谋(往坏了说)态度,营造了一种无须负责的氛围,鼓励了对阿桑奇的肆意诽谤和辱骂。20年来,处理战争、暴力及政治迫害受害者是我的工作),但从没见过一群民主国家联手故意孤立、妖魔化和虐待一个人如此长时间,如此不考虑人类尊严和法治”。

2019年11月,梅尔泽建议禁止将阿桑奇引渡到美国,并立即释放他。梅尔泽表示:“他不断在隔离和监视的压迫条件下被拘留,其实这些做法已超过拘留的限度……若阿桑奇继续暴露在专横和虐待之下,可能很快就将付出生命的代价。”

1898年,法国作家埃米尔·左拉(Emile Zola) 写了一封公开信《我控诉…!》,警告世人,政府用间谍罪对付一个名叫阿尔弗雷德·德雷福斯(Alfred Dreyfus)的军官,错误地判其终身监禁。左拉的立场被载入史册,至今仍代表着我们有反对冤案及让当权者担责的义务。如今,当朱利安•阿桑奇受到各国政府的迫害,并面临同样有百年历史的美国间谍法 (US Espionage Act) 的17项指控时,这一义务仍然必要。

作为信奉人权、信息自由和公众知情权的记者和新闻组织,我们要求立即释放朱利安·阿桑奇。我们敦促我们的政府、所有国家和国际机构以及新闻工作者,一起呼吁,结束针对他揭露战争罪行而发起的法律攻势。我们敦促记者同行准确地向公众报道这种侵犯基本权利的行为。

我们敦促所有记者在这个关键时刻站出来为朱利安·阿桑奇辩护。危险时期需要无畏的新闻报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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